五十三、《下埃及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下)
五十三、《下埃及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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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虽然很多现代人会感到难以置信,但古埃及人确实是执行了三千年的土地公有和计划经济制度。像中国古代常见的地主和自耕农,在古埃及根本就没有!全国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神庙集团的手中,小部分掌握在法老和贵族手里。使得全国成为一个高度公有制,或者说“高度国有化”的社会。
在这个体系中,神庙相当于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国企和人民公社,祭司相当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贵族相当于军队的各级将校,法老的职务近似于“军委主席兼国家主席(前者才是本职)”,有时候还能拥有官的权力。而普通的劳动者,则是人民公社里的农民和国企的工人,而且世代不能改变职业,不能自由迁徙,只能父死子继地在同一块地方从事同一种职业,类似于俄国的农奴制度或印度的种姓制度。
埃及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着现实的考虑——首先,古代埃及农业的特,就是依靠尼罗河的泛滥,在泛滥后要加高堤坝,蓄洪,然后泄洪,保持蓄水池的水位……这些工程的组织工作非常复杂,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小户人家自己实在是干不了。其次,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沿河耕地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没一遍,等到洪水退却之后。地标田埂什么的早就被冲没了。如果搞土地私有的话,光是如何确认地界就得年年打官司,或者年年玩群殴。更别提尼罗河每年的水位高度都不一样,今年还能种的上好水田,明年说不定就被淹没到水底了,接着在后年又露了出来……像这样随时在变化的耕地,又该怎么搞私有制呢?
所以。在现实状况的逼迫之下,埃及人不得不团结协作,不是一家一户耕耘自己的一小块地——耕地的面积和位置每年都在变动。根本没法搞个体户——而是以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耕作,然后共同分配劳动产品。但这样的集体农业显然需要有人组织和领导,出现了矛盾也需要有人来裁决和评判,于是擅长忽悠的神庙祭司光荣上任。成了世袭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长”!他们向上承担着缴纳公粮的义务。向下把持着给农夫算工分,分配农产品的大权,可以说是每个村庄的土霸王。
不过,古埃及祭司可没有现代员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理想,而是很喜欢打着神的名义享受信徒的供奉。同时巧妙低使用宗教来麻醉埃及人的抵抗情绪,把残酷僵化的种姓奴役制度长期保持下去——对古埃及人来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中断,而不是结束。人在死后并不就此消失。会进入另一个比今生更为美好的永恒世界。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转世,在今生忍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值得的……
因此。严格来说,近现代世界上最接近于古埃及的社会,实际上还不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而是应该要数解放前的旧西藏。埃及宗教是古埃及传统文化的主体。正如喇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主体一样。西藏的喇嘛活佛农奴主们具体代表了什么样的高尚品德,古埃及祭司就是什么样的道德楷模。藏传佛教是怎么阻碍西藏社会进步的,埃及祭司集团在历史上就怎么把古埃及文明带进深渊里。
从宏观上看,埃及主要的社会生产几乎全部归属神庙控制,祭司集团掌握着几乎整个埃及的人力物力,法老则是依靠自己掌握的军队,跟祭司集团保持平衡。这样一来,当法老能征善战,军力强盛的时候,对神庙的控制还比较有效。一旦法老的战争能力减弱,王权和神权的天秤,就会向神庙国企的神权倾斜了。更要命的是,古埃及法老政府的官员选拔,也都被神庙祭司控制——因为政府官员不能不懂得文字,而象形文字的语法和传授都被神庙祭司严密控制,法老想要统治国家,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神庙祭司。
面对如此势力庞大而又无孔不入的祭司集团,古埃及法老之所以还能勉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不是让埃及变成跟旧西藏那样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主要是因为埃及的神明太多了,总数多达两千以上,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神明(底比斯是阿蒙神,孟菲斯是普塔神,下埃及一些乡村是猫神),侍奉它们的祭司集团自然也是一盘散沙。崇拜不同神明的神庙之间通常没有隶属关系,反倒是有着严重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像藏传佛教和欧洲基督教那样,形成一个合力跟王权开战。法老则可以从中挑拨离间,随时捧起一个神庙打压另一个神庙,同时让王室成员担任大祭司,以此来防止祭司集团膨胀失控。例如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法老就曾经干过一阵子的大祭司,等到前任法老埃赫那顿去世后才接任法老的职位。
但这种搞法也是有很多后遗症的,比如图坦卡蒙法老的前任埃赫那顿法老,为了打击首都底比斯地区势力强大,几乎架空了王权的阿蒙神庙,曾经进行过一次宗教改革。他先是把首都迁移到别处,避开阿蒙神庙在底比斯的“主场优势”,然后树立日轮神阿吞为主神,罢黜其它寺庙,以削弱宗教势力。可是等到图坦卡蒙即位后,由于顶不住阿蒙神庙祭司的巨大压力,又重新树立阿蒙神,恢复寺庙……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古埃及的神灵队伍迅速恶性膨胀。而按照古埃及的习惯,但凡是个神仙就需要盖一座神庙设置祭司,以便于供奉香火、祈求神谕……搞到最后。古埃及这多如牛毛的神仙队伍,简直都要把国民经济都给活活拖垮了!正如同西藏和蒙古的无数喇嘛寺,把这两个曾经彪悍无比的战争民族给搞成了肾虚一样。
在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建立之后,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了托勒密王室的面前——不能得到埃及祭司团的承认和支持,就根本无法统治埃及。给埃及祭司团赋予全权,就又有被架空成傀儡的危险。
而托勒密王朝采取的办法一方面就是掺沙子,竭力从世界各地迁移其它民族定居埃及。改变埃及的人口结构。两百多年下来,至少下埃及地区的民族成分已经被搞成了一块调色盘,从犹太人到高加索人。差不多什么民族的人都有,而这些外国移民都是不信埃及神明的;另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剥夺神庙的土地,尽可能地收归国有——托勒密家族不信埃及诸神,所以对于祭司的愤怒诅咒完全没有压力——同时拨出部分款子修建豪华神庙。作为对僧侣祭司的安抚。
但问题是。就算把土地收归国有,因为凑不出那么多熟悉埃及乡村的基层官员,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移民稀少的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还是只能靠祭司集团来管理和征税。
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微,原本饱受打压的埃及祭司势力再一次恶性膨胀,不仅拖欠税款、中饱私囊,很多地方的神庙祭司还摇身一变成了起义军首领。割据一方称霸,让托勒密王朝愈发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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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从微观上看,埃及的社会结构有些类似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但更像是解放前的农奴制旧西藏。从宏观上讲,则类似于藩镇割据的中国晚唐……呃,考虑到托勒密王朝是外来异族殖民政权,似乎更像是土邦林立、种姓制度千年不变的英属印度殖民地?”
仔细阅读了杨教授写的《下埃及社会状况调查报告》,又结合在孟菲斯城神庙里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王秋一边伸手敲击着桌面铺开的一张古埃及地区,一边不由得如此嘀咕道。
在古埃及时代,整个埃及的领土大致划分为四十多个“诺姆”,中文一般翻译成“州”。但是请千万不要把埃及的“州”跟美国的州联系起来,因为在扣掉沙漠无人区之后,整个埃及的可居住面积也只有三万到四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所以每个“州”也就是几百平方公里的地盘,顶多抵得上一个县。
目前,在这四十多个“诺姆”之中,依然效忠克里奥佩特拉女王的“诺姆”和独立割据的“诺姆”,大概是一半对一半,前者略多一儿,但优势并不明显。克里奥佩特拉女王基本上控制了沿海的下埃及,在人口和经济实力上占优势。但上埃及内陆的士兵更加善战,而且拥有地利——他们的整个地形就是沿着尼罗河谷地的一条绿色走廊,两边都是死亡沙漠,想要攻伐就只能一路平推,没有迂回和机动的战略空间。上埃及起义军完全可以沿着漫长的河谷节节设防,步步坚守,在连绵不断的阵地战之中耗尽入侵者的锐气,把来自下游的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终反守为攻,把敌人从河谷中驱逐出去。
在埃及内战之前,托勒密王朝在上埃及还保持着一些要塞和据,依靠尼罗河进行联系,大致能够对据周边的部分地区,保持着日本占领军对华北沦陷区的统治力度——也就是定期的扫荡和反扫荡,外加进村抢粮食和挨伏击什么的。但此时除了以希腊移民为主体的法尤姆地区,整个上埃及已经丢失殆尽了。
幸好,由于上埃及的起义军依然分成十几股势力,一盘散沙、互不统属,所以他们在名义上还是对托勒密王朝保持称臣,但实际上嘛……大致可以参考晚唐藩镇跟长安朝廷,或者战国大名跟室町幕府的关系。
总之,叛乱的上埃及地区虽然一时无力收复,但暂时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倒是势力再次急剧膨胀的孟菲斯城神庙祭司,已经成了潜伏在女王辖区内的心腹之患——尽管宗教圣城孟菲斯刚刚惨遭劫掠和屠戮,祭司集团的损失十分惨重。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根基,沿海地区希腊移民扎堆的亚历山大港、诺克拉提斯港和佩卢西姆要塞,同样也全都成了一片废墟。两边互相比烂的话,很难说谁的情况更糟糕。
确实,克里奥佩特拉女王试图实施本土化改革,跟神庙祭司达成妥协,吸纳他们分享权力,扩大托勒密王朝的权力基础,消弭埃及土著的反抗情绪……但妥协归妥协,退让归退让,要是让对方大模大样地骑到自己头上作威作福,就如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之后,黑人白人地位颠倒的南非一样,那就不是什么有条件的妥协和退让,而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了。
所以,在经过一番推敲之后,克里奥佩特拉女王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之策。
“……关于这个问题,本小姐经过这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总算是有了全盘的打算——说来说去不就是削藩嘛!只要把当年德川幕府对付战国大名的办法拿出来,就应该没问题了!”她一脸自信地如此说道。
次日,在有关此次战事的善后会议之中,克里奥佩特拉女王一口回绝了祭司团要求政府提供大笔拨款,帮助重建孟菲斯城各座神殿的要求,而是提出了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反建议:鉴于孟菲斯城目前已经残破不堪,修复成本实在是太高,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将会成为下埃及女王军与上埃及起义军之间对峙交锋的前沿阵地,实在是不适合继续作为宗教中心使用。
因此,克里奥佩特拉女王决定废弃孟菲斯城这座城市和里面的神庙,任其风化颓败,同时在北方的首都亚历山大港附近兴建新的神殿,同时热诚邀请孟菲斯城的祭司们离开老家,前去新的神殿加盟……未完待续请搜索飄天文學,小说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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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体系中,神庙相当于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国企和人民公社,祭司相当于“体制内”的官僚集团,贵族相当于军队的各级将校,法老的职务近似于“军委主席兼国家主席(前者才是本职)”,有时候还能拥有官的权力。而普通的劳动者,则是人民公社里的农民和国企的工人,而且世代不能改变职业,不能自由迁徙,只能父死子继地在同一块地方从事同一种职业,类似于俄国的农奴制度或印度的种姓制度。
埃及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着现实的考虑——首先,古代埃及农业的特,就是依靠尼罗河的泛滥,在泛滥后要加高堤坝,蓄洪,然后泄洪,保持蓄水池的水位……这些工程的组织工作非常复杂,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小户人家自己实在是干不了。其次,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沿河耕地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没一遍,等到洪水退却之后。地标田埂什么的早就被冲没了。如果搞土地私有的话,光是如何确认地界就得年年打官司,或者年年玩群殴。更别提尼罗河每年的水位高度都不一样,今年还能种的上好水田,明年说不定就被淹没到水底了,接着在后年又露了出来……像这样随时在变化的耕地,又该怎么搞私有制呢?
所以。在现实状况的逼迫之下,埃及人不得不团结协作,不是一家一户耕耘自己的一小块地——耕地的面积和位置每年都在变动。根本没法搞个体户——而是以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耕作,然后共同分配劳动产品。但这样的集体农业显然需要有人组织和领导,出现了矛盾也需要有人来裁决和评判,于是擅长忽悠的神庙祭司光荣上任。成了世袭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长”!他们向上承担着缴纳公粮的义务。向下把持着给农夫算工分,分配农产品的大权,可以说是每个村庄的土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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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格来说,近现代世界上最接近于古埃及的社会,实际上还不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而是应该要数解放前的旧西藏。埃及宗教是古埃及传统文化的主体。正如喇嘛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主体一样。西藏的喇嘛活佛农奴主们具体代表了什么样的高尚品德,古埃及祭司就是什么样的道德楷模。藏传佛教是怎么阻碍西藏社会进步的,埃及祭司集团在历史上就怎么把古埃及文明带进深渊里。
从宏观上看,埃及主要的社会生产几乎全部归属神庙控制,祭司集团掌握着几乎整个埃及的人力物力,法老则是依靠自己掌握的军队,跟祭司集团保持平衡。这样一来,当法老能征善战,军力强盛的时候,对神庙的控制还比较有效。一旦法老的战争能力减弱,王权和神权的天秤,就会向神庙国企的神权倾斜了。更要命的是,古埃及法老政府的官员选拔,也都被神庙祭司控制——因为政府官员不能不懂得文字,而象形文字的语法和传授都被神庙祭司严密控制,法老想要统治国家,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神庙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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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搞法也是有很多后遗症的,比如图坦卡蒙法老的前任埃赫那顿法老,为了打击首都底比斯地区势力强大,几乎架空了王权的阿蒙神庙,曾经进行过一次宗教改革。他先是把首都迁移到别处,避开阿蒙神庙在底比斯的“主场优势”,然后树立日轮神阿吞为主神,罢黜其它寺庙,以削弱宗教势力。可是等到图坦卡蒙即位后,由于顶不住阿蒙神庙祭司的巨大压力,又重新树立阿蒙神,恢复寺庙……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古埃及的神灵队伍迅速恶性膨胀。而按照古埃及的习惯,但凡是个神仙就需要盖一座神庙设置祭司,以便于供奉香火、祈求神谕……搞到最后。古埃及这多如牛毛的神仙队伍,简直都要把国民经济都给活活拖垮了!正如同西藏和蒙古的无数喇嘛寺,把这两个曾经彪悍无比的战争民族给搞成了肾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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